主页（http://www.zhonghuagame.com）：凌云之窗:凌云汉族婚嫁习俗对女性的意义及变迁
[内容摘要]：凌云县汉族哭嫁习俗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功能。在凌云县汉族传统中,哭嫁是女性的一种生存智慧,在祈求幸福婚姻生活、帮助新娘实现身份转换、传递女性婚姻经验和密切人际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得以代代相传。在现代化进程中,凌云县汉族女性逐渐解构了新娘哭嫁文化的原始内涵,哭嫁习俗逐渐淡出了婚仪。
前言：
广西凌云县位于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是一个近千年州、府、县治之地历史的文化古城。主要居住着壮、汉、瑶、苗、侗、哈尼、仫佬、水、满、高山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55.8%。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里民族独特的土著风情。如壮族夜婚、朝里歌圩、新寨蓝靛节、春节对歌等民俗风情古朴有趣,多姿多彩。其中汉族新娘出嫁时都有哭嫁仪式,而且哭词比较丰富,保存较为完好。凌云县汉族哭嫁是新娘演绎的一种婚仪,一般在婚前半月,甚至提前一、二个月开始,越近婚期哭声越悲,至男方来轿娶亲的前一天夜里达到高潮。它以即嫁的感怀为哭词、以拖曳悲沉的音调为旋律,以特定的人物为对象,展演出临嫁状态女性的复杂心态。
目前关于凌云县汉族哭嫁习俗的观点较多。“从目前搜集到的‘哭嫁歌’的主要内容看,可以断定,哭嫁习俗的盛行,哭嫁歌的完善和发展,还是封建买卖婚姻制度在凌云县汉族地区普遍推行以后” [2]。有学者认为哭嫁习俗是在几种婚姻制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3]。认为哭嫁是凌云县汉族以悲求喜的巫祝文化在婚姻中的表现,“祭祀用歌哭,则哀告必吉,征伐用歌哭,则哀师必胜。以子孙的忧患求祖先神的保佑,这是图腾心理,哀是忧患意识外泄的能见指标,也是凌云县汉族歌哭现象的图腾性的物质外壳”,并认为凌云县汉族人惯于用歌来展演生命礼仪和重大事项,这种“歌哭性格”是哭嫁现象产生的民族性格根源[4]。这些观点从婚姻制度、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角度阐释凌云县汉族的哭嫁习俗,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思路。但我认为,哭嫁是由新娘展演的婚仪礼俗,是一种女性文化事象,从女性的主体需要的视角更能诠释其内涵。因此,本文以歌顶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试图阐明：哭嫁对女性有什么意义?在凌云县汉族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女性现代性的增强,哭嫁习俗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歌顶村是广西凌云县逻楼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距县城42公里,该村95％以上的人口属汉族。歌顶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总户数496户,总人口1948人,其中男性985人,女性963人。本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法,2011年8至9月份,先后与各年龄段的40多位已婚女性进行了深入访谈。
一、凌云县汉族哭嫁习俗对女性的意义
“原始社会每一种习俗和信仰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都起到某种特定的作用[5]”。这是拉德克利夫·布朗表达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经典语句。凌云县汉族哭嫁婚仪能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口授相传,积淀成一种蔚然成风的女性文化,也是因为它对于女性有特定的文化作用。
(一)哭嫁是新娘祈祝幸福生活的表达方式
据文献记载,“凌云汉族女孩子长到十二、三岁,便自觉地跟着去‘陪嫁’学‘哭’,有的父母还请来‘哭嫁娘’,躲在房里专门为女儿‘教哭嫁’。她们悄悄地躲在房间‘哭’,或上山砍柴,溪边洗衣‘邀哭’,切磋‘哭’技……[6]”学习哭嫁是凌云县汉族女孩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哭嫁之所以在凌云县汉族女孩生命中如此重要,是由于当地民族有“以悲求喜”的神秘信念。“姑娘出嫁成亲是喜事,但在施行中又将其当成悲事。当地人过去有一种心理寄托,认为出嫁要哭,不哭不体面,不哭不吉利,只有哭才合情合理,只有哭才吉祥如意,才兴旺发达。正因如此,所以前来陪送陪嫁的人,都要哭上几句,以礼相待,新娘才感到高兴” [2]。这一说法验证了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哭嫁的巫祝文化特征。正因为哭嫁与日后的幸福形成一种神秘的因果关系,它对女性才显得尤其重要,甚至成为衡量女性才德的重要标准。哭嫁的评价标准除了哭唱词,还包括哭唱时的情绪烘托。哭嫁时必须要悲情流露,有意识地作强烈的悲痛表现,伤心欲绝,甚至有人昏死过去,便达到极致。“如果在哭嫁时哭得不悲伤,不感人,往往会被人笑。[7]”清朝时候曾有一个老学究描绘凌云县汉族女性的哭嫁场景道：“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山地近巫山峡,犹是巴娘唱竹枝。[8]”哭嫁者越悲情毕现,旁观的族人越会赞赏有加。可见,哭嫁是一种声情并茂的表演婚仪,它经历了从一种原始信仰(祈福的文化意义)发展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考量才华、智慧的标尺)的过程。在这一文化机制的作用下,凌云县汉族女性自觉地将学习哭嫁内化为一种心理和情感需要,主动追求哭嫁的质量,提升哭嫁的水平。
（二）哭嫁是对新娘身份转换的调适
德国人类学家范·根纳普将过渡仪式划分为三个过程：分离、边缘和聚合,相应地,过渡仪式也形成三个阈限期：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在分离阶段,象征行为意味着个人或团体离开了他们以前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固定位置；在边缘阶段,仪式主体的状态含糊不清,他所经过的领域几乎不带有过去的或将来的状态的任何特性；在聚合阶段,仪式主体再次处于稳定的状态中,从而有一些明确规定和“结构上”的权利和义务,人们期望他的行为符合某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和道德标准[9]。依据这一理论,在凌云县汉族的婚仪中,新娘到男方拜堂前处于分离阶段和边缘阶段。
在分离阶段,新娘将与惯常的角色和身份告别,娘家不再将她视为姑娘对待。角色和身份的丧失激起了她对熟稔的生活方式和身份的强烈留恋,突出表现在对娘家亲人的依恋不舍上。在离别时,方知平日不曾过多关注的亲情是如此的珍贵,感亲恩、伤离别成了新娘情感宣泄的基点,于是新娘用哭声表达对闺门生活的不舍,对父母恩情的感念：
我的娘啊,你把我从小抱大,手臂都抱得发紫了；我的爸啊,你把我从小背大,肩膀都背得脱皮了。房前屋后,哪儿没有抱去过?上坡下坡,背蔸何时放下过?……为什么不肯多带我几年,让我早晚服侍在跟前[10]?
又如：
我的爹啊、我的娘啊,再坐不得两个时辰。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人家就要把我抬去。人家就要把我抢走。女儿再不是爹娘的女儿,女儿成了人家的人了!我从小跟在娘身边,我从小不离爹跟前,如今要永远拆散了,如今要永远别离了。爹啊、娘啊,泪水流满儿的腮,叫我怎么能离开?泪水流下成了河,叫我如何不难过[10]?
在歌中对亲恩的感激难舍、对女儿身份的依依眷恋抒唱得淋漓尽致。
在边缘阶段,新娘感受着身份的茫然,也就是特纳所说的“两可之间”或“模棱两可”,处于一个阈限与另一个阈限之间的临界状态[11]。在这个状态中,她既不属于娘家女儿,也不属于婆家儿媳,而是处于身份交替的接口。这种中介状态使她感觉到无所凭依：娘家的生活已经告别,成为过去式；而对于即将面临的聚合阶段,即与丈夫及其家人共处的生活仍是未知,甚至通过别人的经验传达已形成了对婆婆的刻板印象,进而产生了本能恐惧。突如其来的转变在新娘心中产生了剧烈的震荡和不适,歌哭正是舒缓恐惧心理和不适的一种渠道。如新娘表达对未知的聚合阶段的忧虑而唱到：
春季开的芝兰花,庭前喜雀叫喳喳。今朝女儿要出嫁,狂风吹我去天涯。乘龙佳婿他姓啥?姓牛?姓马?夏季开的石榴花,问声爹来问声妈。今朝女儿要出嫁,究竞何处是我家?房屋是草还是瓦?小吗?大吗?秋季开的丹桂花,哭声我爹哭声妈。今朝女儿要出嫁。心内怀个大疙瘩。你的女婿高吗矮?瓜不瓜?冬季开的腊梅花,怨声我爹怨声妈。今朝女儿要出嫁,男女陌生共一榻。未曾见面说过话,我害怕[12]!
她有意识地对比娘家的特殊待遇与意念中婆家的生活：
我在娘家是贵人,六月太阳我没晒,七月行雨我没淋。我到婆家变贱人,六月太阳天天晒,七月行雨我要淋[2]。
两种生活的天壤之别更强化了她哭泣诉说的欲望,她再设想自己即将遭遇的待遇,更是增添了无尽的离愁别绪：
阿爸、阿妈啊,做人媳妇活受罪,不会纺纱也要纺,背蔸再重也要背,我怎么苦得了?我怎么累得了?做人媳妇受人气,别人的父母难服侍,是好的,要说成坏的,是乖的,要说成丑的,是白的,要说成黑的,是生的,要说成熟的。……人家开口就骂．人家伸手就打。打了骂了还不算,还要咬我的喉咙,吸我的血,啖我的肉,嚼我的骨[10]!
其实现实中的“婆婆”未必真如哭词中所描绘的那样残忍凶恶,新娘用夸张、联想或比喻的手法来塑造“婆婆”形象,通过戏谑怒骂来倾诉对婚后生活的忧虑,多种艺术手法的灵活运用产生强烈的抒情效果,营造出“悲伤”的场景氛围。
此外,哭嫁中新娘为主角、其他女性亲人陪哭的组织方式,也助于减缓新娘在临界状态所承受的心理震荡。哭嫁是一种女性文化现象,参与者全是女性,男性会自觉地回避这种特殊场合。女性参与者中已婚女性回想起亲身经历的身份转换中的悲苦,不禁悲从中来；未婚女性料想将来自己也要面临同样的情景,不觉感同身受。与其说她们是在陪当下的新娘哭,不如说是在哭自己已过或未来的人生转折,为自己的命运悲苦而哭而歌。新娘在众多女性的哭泣中感受到了他者的经历认同,无形中淡化了自己的悲伤情绪。因此,哭嫁是女性在身份转换过程中舒缓情绪、消解压力的有效手段。
(三)哭嫁是女性婚姻经验的传递
在哭嫁婚仪的高潮期,新娘至亲中的已婚女性,包括母亲、姑妈、姨妈、婶娘、姐妹等将聚集于新娘闺房内陪新娘哭。这些女性在经历了由女儿到媳妇的身份转换后,具有婚后生活体验的积累和人生真谛的感悟。在哭嫁仪式这种特殊的情景中,她们将平日深藏于心、不曾交流的生活智慧传达给新娘。如母亲对新娘唱道：
我的女儿呀,我的心肝!你千耐烦来万耐烦,人家屋里到了,你要亲亲热热喊人家爹和娘,过河要看水浅深,走路要看路高低,讲话要分老和少,进门先看人家喜和忧,人家高声的喊,你要轻声的应。要顺爹娘心,要体男人意,要顺兄嫂弟妹的情。要看硬和软,先看嫂嫂碗,要看淡和成,先请妹先尝。后园栽菜又栽葱,做人媳妇要装聋；燕子衔泥口要紧,紧开口和隧开言；莫学喜鹊叫喳喳,莫学老鸦乱哇哇；装些痴来装些呆,人多场中口莫开。我的女儿呀、我的宝贝!冷茶冷饭你要吃,冷言冷语你要受；勤扒苦做轮到你,勤推磨来勤舂碓。东跑西跑惹闲言,东讲西讲生是非。东方开口早起床,莫比在娘屋睡懒床；人家大门你先开,路边露水你先踩,井里凉水你先挑。我的女儿呀,我的心肝!金盆打水清又清,你十分性子改九分；铜盆打水黄又黄,你十分性子要改完；人家爷娘夸你好,不是亲生赛亲生。①
母亲将自己在婆家多年形成的经验总结,细致地哭唱给即将出嫁的女儿,便于女儿顺利地适应婆家生活。平日母亲的言传总用教训的口吻,女儿并不愿意倾听,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到了临嫁前,才懂得珍惜母亲的良苦用心,把她的规劝铭刻于心。因此,陪哭的过程使得女性的生存经验代相传递,哭嫁的经验传达有助于新娘实现身份的转换。
(四)哭嫁是人际交往的手段
凌云县汉族集居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当地居民在获取生存之资的过程中,单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难以完成,特别是在修房、打井、制作生产生活工具等方面,都离不开相互体力、经验和财力的彼此交换。
在凌云县汉族传统社会,人际交往圈十分有限,生活中求助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姻亲、族亲、近邻。在哭嫁中,新娘哭诉的对象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新娘通过与她的女性交际网络互相表达生活感受,交换感情体验,实现了情感和信息资源的交换,巩固了人际关系,为婚后的生活提供资源交换的铺垫。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哭嫁是一种集象征性、表演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特殊婚仪。作为象征仪式,新娘的哭嫁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作为表演仪式,哭嫁是品评新娘才华、智慧的重要方面；作为实用仪式,哭嫁帮助新娘顺利渡过临界状态,尽快适应婚姻生活。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哭嫁都是凌云县汉族女性对人生的理性应对和情感表达,“出嫁以前唱唱这些历史上有普遍性而现实中有特殊性的苦情,能让新娘为到婆家去生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且对婆家不无警示之意……当地汉族姑娘在喜的关口上,能在长辈的启示下看到忧的成分,这将使她们在人生的历程中减少几分怯懦和天真,增添几分勇敢和老练” [13]。哭嫁是凌云县汉族女性跨越岁月的智慧接力,凝结着凌云县汉族女性的生存智慧。
二、哭嫁婚仪的变迁
哭嫁是一种女性婚仪文化,从参与主体看,是由新娘为主角、其他女性为配角的歌哭活动；从哭嫁内容来看,以女性生活及体验为中心。在现代化的浪潮下,凌云县汉族女性在认知能力、文化水平、社会视野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也增添了若干现代因素,哭嫁文化生长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中,凌云县汉族女性是如何对待哭嫁的民族婚俗,对哭嫁进行了怎样的抉择呢?凌云之窗
(一)20世纪50—70年代：承接传统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哭嫁仍是新娘的“必修课”。
那时候,姑娘家从一懂事起,娘老子(即母亲,笔者注,下同)就要姑娘学哭(即哭嫁)。空闲时妈给我们教,放牛、打猪菜时跟到比我们大的人学,亲戚或村里有姑娘出嫁,我们也去看,慢慢就学会了。自己到出门时自然就想哭。(滕桂树,71岁)②
这段讲述为我们传递了四方面的信息：其一,哭嫁习俗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保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传统婚姻制度进行了全新的改造。但是,改造的着眼点主要限于成文法方面,即以《婚姻法》的颁布为标志,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现代的婚娴制度法律体系。在婚姻习俗和仪式方面,国家话语虽然提出了“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倡议,但在具体的操作规程上,由于各地文化习俗差距太大,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这一政策和法律环境为哭嫁婚仪预置了存留的空间。其二,学习哭嫁的过程是凌云县汉族女性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指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作用过程,它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必要环节[14]。由于哭嫁是一种凌云县汉族婚仪规范,是评判凌云县汉族女性智慧、德行的“考场”,更是她们获得社会认同的机会,因此她们从小就开始操练哭嫁的本领和艺术,以实现特定社会对她们的角色期望,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其三,哭嫁技艺在女性间代际或横向传播。母亲、做农活时的女性伙伴、村中嫁娘都成为临摩哭嫁的对象,哭嫁在女性间传接,特别是母亲,负有敦促、言传女儿掌握哭嫁本领的责任。西蒙·波伏娃在分析女孩的社会性别形成过程时说：“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地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 [15]。这表明,女性往往是强化女性规范的主持者。在凌云县汉族哭嫁习俗中,也是如此。其四,学习哭嫁的场所和方式多样化。母亲的言传、女性伙伴的相互切磋、村中嫁娘的现场表演,都成为女性习得这一本领的方式。至于哭嫁的缘由,她们说：
从小就听老辈子(老人)说,出门时不哭不发达,不吉利,要是哪个姑娘不哭,别人要在背后指责她没得教养,要被人笑话一辈子……那个年代没听说过有不哭的人,连哑巴都要呜呜啦啦闹半天。到了那天,不想哭都忍不住要哭,舍不得爹娘,不晓得在别人家过得好不好,硬是想哭,哭不完,哭不够。(吴彩端,65岁)
她们之所以学习并践行哭嫁,一是出于祈福求吉的心态,一是伤别离、忧前途而哭,一是展露智慧和德行的需要。正是由于哭嫁有如此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她们都自觉地在观念上维护其正当性,在实践中进行操演。在具体的哭嫁程序上,她们说：
帮忙的人进了屋,有的就开始哭。听到男方过礼来的炮竹响了要哭,上头要哭,“陪十姊妹”要哭,发亲前哭得最狠……每次哭的时间长短不一定,那时候亲戚多,家里人也多,都要亲候到(新娘哭时一一念到亲人的称呼,以示尊敬和告别),几天下来,声音都哭嘶了,妈就冲一杯糖开水给新娘喝,补补身子,润润喉咙。(陈秋菊,68岁)
以上叙述中可见,作为一种仪式的哭嫁,除了有特定的内容外,还有一套具体的程式和规范,包括时间的把握、对象的确定以及感情投人的分寸等。也就是说,在哭嫁活动中,新娘除渲泄别离的感情外,还要按约定俗成的规定来配合整个婚仪的展开,有非情感的因素控制,这进一步突出了哭嫁的象征性和表演性。
通过以上分析,在20世纪5O～70年代,虽然有经济形态的根本转变,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的风云变幻,但哭嫁文化却以历史的惯性得以延续,在意义、传承场合、交流途径、具体程序和内容上基本承接了传统的哭嫁婚仪,是传统婚俗的历史性顺延。这既反映了社会对哭嫁这一少数民族特殊婚俗的宽容和尊重,也说明哭嫁本身所具有的远离政治、超越历史的独特文化魅力。
(二)20世纪80～9O年代前期：意义和形式的改变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本是国家为追求现代化而进行的一次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但其影响已远远超越了社会公共领域,渗透进私人生活,引发了私人生活的全方位革新。哭嫁作为凌云县汉族的一种传统婚仪,也在这一背景中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我结婚时就没有人学哭了,不兴哭了。但要发亲的时候,外面在捆嫁妆、放炮竹,我看到我妈在流眼泪,就忍不住也跟着哭了,舍不得离开家,想到到婆家去了没有娘老子疼,特别伤心……边哭边说些舍不得之类的话,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一定之规。(杨凤节,44岁)
我结婚时不兴哭了,觉得在那么多人面前哭很羞．结婚前我就暗暗下决心不哭。但到了要发亲的时候,我看到帮忙的人把嫁妆往外面搬,想到再也不能在爹妈身边了,特别伤心,就流泪了,也没有说什么。我妈也舍不得我走,她躲在另一间屋哭,她怕我看见了更伤心。我的婶娘呀,姑妈呀,都来劝我不哭,要我欢欢喜喜地走。(刘春珍,40岁)
她们在出嫁时的哭泣活动已经偏离了哭嫁的原初内涵：没有学习哭嫁技巧的前期准备；没有“不哭不吉利”的神秘信仰和“不哭没教养”的闺训；没有固定的哭词,甚至只流泪不说话；没有程序要求,而是有感而发；原本是陪哭的叔婶、姑妈等女性亲人不仅没有参与,反而劝新娘“不哭”,“欢欢喜喜地走”。她们的哭泣纯粹是离别情感的真实展露和身份转换中的无助、不适感的渲泄。也就是说,这种哭泣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婚仪,而是演变为情感表达的内在需要。此时期哭嫁婚仪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巨大改变,表现出一种过渡形态的特征。
(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淡出婚仪
当我问20世纪90年代以后结婚的年轻女性出嫁时是否哭了时,她们的反应几乎都是：“结婚是人生的大喜事,为什么要哭呢?”显然,“哭”在她们那里是一种悲伤的符号,是与结婚的喜庆气氛格格不入的。当我告诉她们,在凌云县汉族的文化中,哭嫁的目的之一就是祈求婚后生活的吉祥美满,是以“悲”来求讨“喜”时,她们都认为不可理喻,并说现在结婚都要选定“六”、“八”的逢双吉祥数字,图的就是讨个吉利,讲究的是以“吉”求“吉”。她们遵奉的吉祥因果链与哭嫁传统中信仰的因果链截然相反。可见,哭嫁的巫祝文化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凌云之窗
当我告诉她们,哭嫁曾经是评判新娘才智和德行的标尺时,她们说：
现在妹仔关键是要能干,能吃苦,长得好看,有文化……会哭有什么用?现在如果哪个结婚时哭,别人要笑话的。听奶奶讲她出门时前前后后哭了个把月,谁受得了,结婚不成了女娃儿的大灾难?那时候简直是把女的不当人。(杨玉祝,27岁)
她不仅不认同哭嫁对新娘的考验价值,还认为现在的新娘哭“别人要笑话”,有损于女性的现代形象。她还抨击了哭嫁的习俗,认为让新娘长时间的哭泣是“把女的不当人”。显然她已完全不能理解哭嫁的原初文化意义。
以上分析只能说明哭嫁的象征性和展演性已不复存在。而离别的悲戚和前途未卜的忧虑是人类亘古不衰的情感,对于哭嫁在身份转换中的“伤离别”、“惧前途”的渲泄功能,她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父母养了那么大,一下子要离开,肯定舍不得,悄悄伤心。但现在交通方便了,想妈了就回来看看嘛……婆婆对我好,就在一起过；不好,就分家过,现在婆婆不敢欺负媳妇……今后的生活,全靠两个人创造,有能力,付出得多,就过得幸福。(杜彩莲,24岁)
方便的交通提供了经常回娘家的便利,得以聊慰离别之苦；自由选择的家庭模式和自主前途的信念,消除了对未来的担忧。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观念的形成,她们不再依靠无奈的哭泣来抒泄“中介状态”的情感,而是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不仅如此,她们对新娘身份有了新的理解：
新娘是女人一生中最漂亮、最幸福的一天,一定要高高兴兴的。我结婚的那天早上,就坐车到城里化妆、做头发,穿上礼服,就和电视里一样的……如果一哭,把脸上的妆色弄得一塌糊涂,不丑死了?绝对不能哭。(周冬秀,27岁)
据悉,近年来,凌云县汉族村庄中女性结婚都要到城里的专业美容美发店化妆、盘发,穿结婚礼服。这一现代时尚风气的普及,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是要使新娘以最美的风采展示于众,象征着婚后生活的美呼；从操作层面上,也使得哭嫁不便于进行,不然“把脸上的妆色弄得一塌糊涂”,影响美观。由于哭嫁的文化功能基本不复存在,因此,它逐渐退出了婚仪。
在凌云县汉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哭嫁经历了基本承接传统阶段、意义和形式的变通阶段,最终淡出了婚仪。至此,哭泣的新娘在实际生活中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生活信心十足的、微笑的新娘。但是,当它在现实中隐退的同时,它又获得了新的舞台表演形式。如今,在反映凌云县民族民俗风情的表演剧中,在凌云县一些旅游景区,哭嫁被搬上了舞台,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重新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凌云之窗
通过分析凌云县汉族哭嫁的女性意义及当代变迁可见,在凌云县汉族传统社会,由于女性在社会性别关系和家庭权力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于是通过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和功能内涵的哭嫁来祈求幸福生活,体现了凌云县汉族女性传统文化人格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凌云县汉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科学知识和理性的传播,社会性别关系和家庭权力关系向女性倾斜,凌云县汉族女性逐渐解构了哭嫁原始的文化内涵,告别了哭泣的新娘角色,表达了现代人格特征。凌云县汉族女性在哭嫁习俗的传承与断裂中的角色扮演,充分说明文化是主体的文化,主体从来不是文化的被动承担者,而是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调整文化发展方向。这也启示着国家在对待民族民间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强行主导某种文化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在尊重主体的意愿和要求的基础上,为其向先进文化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促进其自我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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